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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作者:新华社    新闻来源:新华社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7/13


在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 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李克强

(2018年6月28日)

  这次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总结近年来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成效,分析存在的问题,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放管服”改革重点工作,加快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促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刚才,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和浙江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放管服”改革是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的战略举措,必须坚持不懈向前推进

  “放管服”改革旨在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场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刀刃向内的政府自身革命,也是近年来实现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上届政府成立之初,我国发展面临极其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采取货币量化宽松、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的强刺激政策,很多人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面对这种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着力深化改革创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动能。我们一方面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精准调控,努力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宏观环境,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紧紧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始终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个“牛鼻子”,着力减少政府的微观管理、直接干预,放手让企业和群众创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放管服”改革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市场取向改革的大思路一脉相承,是“放开搞活”历史经验的延续和发展,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实践的重要内容。四十年来,我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对资源配置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作用”,再到“起决定性作用”。对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也不断深化。我们感到,尽管经过多年不懈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政府和市场关系发生很大变化,但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依然干预过多、管得过死,有些方面又管不到位。上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部门各类审批达1700多项,企业投资经营和群众创业办事门槛多、手续繁、成本高,严重抑制市场活力,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要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切实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必须抓住简政放权这个关键,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深化政府自身革命,推动政府职能深刻转变。2013年,我们提出把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作为“当头炮”和“先手棋”,承诺五年内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压减三分之一,实际上仅用两年就实现了这个目标;2014年强化放管结合,2015年又将优化服务纳入其中,形成了“放管服”三管齐下、全面推进的格局,改革综合效应不断显现。同时,“放管服”改革作为政府管理经济社会方式的创新和革命,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效带动了价格、财税、金融、社会事业等领域改革,助推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深入。

  当初有人担心,“放管服”改革见效慢,甚至是隔靴搔痒,以此来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能否及时、管用?实际上这是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环节入手,是触利益、动格局的改革,就工作而言,看似是“小切口”,实则“大成效”。就像当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听起来似乎是从具体事开始,但由于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只用两三年时间,就把长期困扰我们的吃饭问题解决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放管服”改革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效。

  一是“放管服”改革激发了市场活力,对稳增长保就业发挥了关键支撑作用。过去五年,我们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同时大幅减税降费,由点到面推开营改增,出台中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取消、停征、减免1100多项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推动降低用能、物流、电信等成本,累计减轻市场主体负担超过3万亿元。简政减税减费并举,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生产经营成本,不仅促进了已有市场主体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催生了大量新的市场主体。五年多来,各类市场主体数量增加近80%,目前已经超过1亿户,其中企业3100多万户,实际上很多个体工商户也在朝着企业化方向发展。市场主体增多且日益活跃,有力支撑了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特别是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五年城镇新增就业6600万人以上,每年都超过1300万人,目前城镇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都降到了多年来最低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有就业就能创造社会财富,就能增加收入,就能带来新的消费和投资,从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二是“放管服”改革带动了创业创新热潮,加快了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我们在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和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对新兴产业实行包容审慎监管,为其成长留下充分空间。“放管服”改革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互联网+”紧密结合,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潜能,促进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年均增长10%以上,网上购物、物流快递等以三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同时,许多传统产业也在改造提升中焕发出新的生机。目前,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一、对城镇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超过三分之二,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0%左右,服务业已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经济结构呈现加快优化升级的良好态势。

  三是“放管服”改革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提升了开放型经济水平。“放管服”改革致力于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许多改革举措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举措。同时开放也倒逼了改革,二者互促共进。我们先后在上海等省市设立11个自贸试验区,最主要的举措就是从简政放权开始。自贸试验区在很多方面第一个“吃螃蟹”、率先突破,比如负面清单管理、“证照分离”、“一照一码”等,大多已在全国复制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也是由海关先行探索,进而在全国推开的。几年来,我国营商便利度在全球排名大幅跃升,利用外资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培育了国际竞争新优势。

  四是“放管服”改革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广大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我们始终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突出的“办事难、办事慢”、“多头跑、来回跑”、“奇葩证明”等问题,力除烦苛之弊,大兴便民之举,营造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环境条件。这使人民群众有了更多就业创业机会,社会纵向流动通道进一步拓宽,也有效调动了社会投资积极性,增加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五是“放管服”改革推动政府职能发生深刻转变,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通过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政府把大量不该管的事项交给市场或社会,把生产经营和投资自主权还给企业,工作重点和更多行政资源从以审批发证为主转向创新宏观调控、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和提供公共服务,长期存在的重审批、轻监管、弱服务得到很大改变,在破解政府职能缺位、错位、越位问题上探索出了一条新路,政府管理理念在进步、管理方式在变革、管理手段在创新、管理效率在提高,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逐步形成。同时,“放管服”改革从源头上减少了权力寻租问题,推动政府工作人员改变与审批发证相伴的“看家本领”、转向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了依法行政、廉洁从政,提高了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

  “放管服”改革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效,关键是顺应群众期待、遵循经济规律、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放管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放权于地方,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各地结合实际,“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探索出许多独具特色、深受企业和群众欢迎的好经验好做法。比如,“证照分离”、“不见面审批”、“一枚公章管审批”、“最多跑一次”、“一门式一网式”政务服务等等。这样的创新层出不穷,不胜枚举。过去各地推动发展,往往是比硬件条件、税收优惠,现在更多比营商环境。我最近到地方调研发现,一些中西部省份主动对标沿海发达地区营商环境,通过为企业提供更优服务、帮助降低成本来吸引投资。发达地区也在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实践证明,哪里的“放管服”改革搞得好、哪里的营商环境改善得快,哪里的市场活力就强、发展势头就好。很多部门也主动作为,在便民利企方面推出了不少群众受益、社会认可的举措。

  总的看,“放管服”改革带来一系列综合效应,激发了市场活力、增强了内生动力、释放了内需潜力,为人民群众办事创业提供了便利,有力支撑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放管服”改革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与高质量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依然存在很大差距。一些政府部门仍然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企业投资经营和群众创业创新仍然深受显性或隐性准入壁垒之苦、行政许可和变相审批之累。监管不到位和监管乱作为并存,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侵犯知识产权等问题还比较多,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尚未完全形成。公共服务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部门和单位办事手续繁琐、随意性大,群众和企业不满意。我国营商环境在全球仍处在中等水平,其中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跨境贸易等指标排名比较靠后。转变政府职能任重道远,决不能有“差不多”、“歇歇脚”的松懈思想。

  本届政府任期的五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其关键的五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并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好头、起好步、打好基础,“放管服”改革依然是重要抓手。

  这是妥善应对风险挑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需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未来五年必须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抓好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我国发展仍有保持稳中向好的基础和条件,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严峻挑战。当前最大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是来自外部。虽然世界经济总体上复苏向好,但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调整及其外溢效应带来变数,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起伏,地缘政治风险上升,这将给我国发展带来多方面影响。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不断显现,一些风险隐患需要高度重视。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方面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业信心;另一方面要扩大消费和有效投资,挖掘内需潜力。这仅靠政府资金是不够的,也不可能再搞强刺激,根本上还是要在改革上下功夫、在体制创新上下功夫,改革仍然是最大的红利。要抓好“放管服”改革,把市场活力最大限度激发出来,把人民群众创造力最大限度调动起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高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巩固和扩大经济稳中向好势头。

  这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要靠创新驱动,要靠结构优化升级,这些都离不开深化“放管服”改革。只有进一步破除各种束缚创新发展活力的桎梏,让亿万群众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才能使我国经济走上依靠创新提质增效的发展路子,从产业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高质量发展是靠公平竞争来实现的。只有通过加强监管促进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才能防止劣币驱逐良币,让无效低效产能特别是“僵尸企业”退出,实现市场出清,使资源得到高效配置和利用。

  这是面向全球打造竞争新优势的需要。当前全球经济贸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很大程度上是营商环境的竞争。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我们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必须对标国际、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取得更大进步。我们不仅要吸引外资,也要留住内资。市场主体最终是会用脚来投票的。人才往哪走、资金往哪流、项目在哪建,说到底取决于哪里的机会多、障碍少、效率高、服务好。这要靠实实在在的发展环境特别是营商环境来比拼,“放管服”改革正是破解发展环境中各种“痛点”、“堵点”的利器。

  这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盼的需要。“放管服”改革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广大群众既是消费主体,也是投资创业主体。通过“放管服”改革,既能够让广大群众放心消费,也能够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同时,面对手中有余钱、心中有梦想、脑中有创意并拥抱互联网的新一代投资创业主体,必须通过“放管服”改革,为创业创新降门槛、减税费、除烦苛、拓空间,让大家有更多机会在广阔市场中大展身手、创造财富,依靠自身努力改变人生命运、实现人生价值。这也是新时代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和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深化“放管服”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更实举措推进这项改革,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突出重点难点,推动“放管服”改革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放管服”改革,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新发展理念,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推进政府职能深刻转变,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放活微观主体,创新和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提高政府服务效能,加快打造国际一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内生动力、释放内需潜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法治政府、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做好深化“放管服”改革的各项工作,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关键还是正确认识与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相信市场的作用和力量。政府主要是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并有效弥补市场失灵,这实际上就是要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硬环境”变化很大,当然还要继续改善,但市场发育不够,信用体系也不健全,营商环境、创新环境、公共服务等“软环境”的差距很大,必须下更大功夫加以改善。有效投资和项目对促发展、调结构很重要,政府不能不抓,但要转变方式方法。“软环境”改善了,就会带来更多有效投资和项目。当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资金仅占6%,大头是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投资,而民间投资主要就是看商业机会和营商环境。这些年依靠市场调节机制,很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壮大,这是政府部门当初想不到的,也是规划不出来的。对各级政府来讲,抓发展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强化市场意识,按市场规律办事;要履行市场监管职责,促进市场发育,但应看到市场自身也有调节功能,不能总认为自己比市场高明、可以包打天下,不能动辄越俎代庖、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否则就会事与愿违。栽上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发展环境营造好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就会自然推进。另一方面,市场机制本身的调节作用也需要培育,如形成信用经济、消费者自我意识增强等,这些恰恰不能依靠政府管出来,管得越多,市场机制反而无法培育完善,甚至形成对行政的依赖,导致信用缺乏。

  我在去年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五个为”,即为促进就业创业降门槛、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担、为激发有效投资拓空间、为公平营商创条件、为群众办事生活增便利。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又提出“六个一”,即企业开办时间再减一半,项目审批时间再砍一半,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力争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一律取消。这“五个为”和“六个一”,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必须付出不懈努力。要紧紧围绕重点任务,以更实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务求取得更大成效。

  第一,以简政放权放出活力和动力。目前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和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许可还有1300多项,很多是不必要的。对这些审批和许可事项,要逐一深入论证,除关系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项目外,能取消的坚决取消,能下放的尽快下放,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不再保留审批和许可。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审批和许可事项改为备案、登记、行政确认、征求意见等方式后,有些地方和部门换汤不换药,做起来与原来相比没什么两样,对此要尽快加以整改。如果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没有切身感受,就不能说改革实现了目标。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时间就是效率、就是财富。企业开办时间是营商便利度的关键性指标。现在我国企业开办时间已大幅压减至22.9天,但还是太长。要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压缩企业开办时间,减并工商、税务、刻章、社保等流程,将银行开户核准改为备案,明年上半年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8.5个工作日以内,五年内压缩到5个工作日以内。目前,企业拿“照”后的各种“证”还是太多,迟迟办不下来,无法进行生产经营。今年要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重点在“照后减证”上下功夫,能取消审批的予以取消,有些可改为备案、告知承诺;对暂时不具备条件取消的,要通过“多证合一”等方式优化服务。这几年我国工业投资不振,一个重要原因是存在大量的生产许可,使得企业钱投进去也无法及时投产,影响了投资积极性。要深化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全面清理各类许可,加快向产品认证转变;现行产品认证制度也要规范和完善,与国际通行办法接轨。推行市场主体简易注销改革。深化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等便利化改革,五年内将商标注册审查时间压缩到4个月以内,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压减三分之一,其中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减一半。

  继续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改革。这是我国营商环境的一块突出短板。要进一步清理精简审批、核准等事项,保留的也要提高效率,五年内工程建设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审批时间压减一半。这个目标实现起来难度不小,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协同配合、共同努力。要优化项目报建审批流程,推行联合审批、多图联审等方式。针对审批前评估耗时长的突出问题,要下决心精简优化,及时动态修订评估技术导则,合理简化报告编制要求。积极推广“区域评估”,由政府组织力量对一定区域内地质灾害、水土保持等进行统一评估,不再对区域内的企业单独提出评估要求。加快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政府定标准、强监管,企业作承诺、守信用,最终实现“零审批”管理。

  大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从国家政策法规看,目前绝大部分领域并不限制民间资本进入,但实际上各种隐性限制五花八门。关于民间资本进入,近年来国务院出台了两个“36条”和一系列政策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各方面反映问题还是不少。不同所有制主体在资质许可、政府采购、科技项目、标准制定等方面待遇还不公平,有的地方不从统一大市场出发、搞地方保护,还有的垄断性行业为了自身利益限制排斥竞争,特别是在基础性产业、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民营企业往往无法公平享受财税、金融、土地、人才等政策。各地区各部门要大力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今后制定政策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评估,出台优惠政策也要以普惠性政策为主。对于具有垄断性的行业,要根据不同行业特点放开竞争性业务,这有利于扩大民间资本进入,也有利于推动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要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断缩减清单事项,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要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五年内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再压缩一半。

  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近几年在财政收支矛盾较大、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情况下,我们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大幅减税降费,特别是分步骤全面推开营改增,有效降低了企业负担,促进了营商环境优化和企业提质增效。要深化税制改革,继续推进结构性减税,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增值税税率三档并两档、扩大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等改革已经部署,但由于一些技术原因和中间环节等问题,有些减税降费政策还没有完全落地。同时,还存在减了这个费又冒出来那个费的现象。我们一定要为企业着想,通过减税降费让企业轻装上阵。这也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要求,因为企业发展起来了,就业就有保障,人民群众就能富裕。还要加强依法治税,减少征税自由裁量权、增加透明度。落实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全面加强税收征管,坚决查处偷税、逃税、骗税等违法行为,对虚开增值税发票要严厉打击,对大案要案要一抓到底、公开曝光,切实维护税制权威和公平。现在企业普遍反映,对减税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实惠,但对降费的感受不够明显。收费主体多、随意性大,收费项目名目繁多,还有不少乱摊派、乱罚款。要深入研究出台更具实效、更管长远的清费减费举措。继续清理规范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全面推行依清单收费。着力治理各种中介服务乱收费,对与行政机关暗中挂钩、靠山吃山的“红顶中介”,要坚决斩断利益关联,破除服务垄断,严肃查处其中的腐败行为;对串通操纵服务价格甚至欺诈勒索的各类“灰中介”、“黑中介”,要依法整治和打击。继续清理整顿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会收费。完善乱收费举报投诉查处机制,切实做到“阳光收费”。需要指出的是,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专业、规范的中介服务,要支持守法诚信的中介服务机构发展,提供更多优质高效服务。同时,要努力降低企业融资、物流、用能等成本,继续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第二,以创新监管管出公平和秩序。我一再讲,只有管得好,才能放得开,也只有放得开、减下去,政府才有更多的精力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如果说放权是割肉,检验的是政府自我革命的勇气,那么监管要创新,考验的是各级政府的智慧和能力。在放权的同时,事中事后监管这一手必须硬起来。这犹如足球比赛,首先要有明确、严谨、周密的公平竞争规则,如果规则本身含混不清或者漏洞百出,那必然会导致比赛的失序和结果的不公;其次要严格公正执法,不能对不同的人适用不同规则。要以公平、有序为方向加强和创新监管,不断提高监管效能,使市场活而不乱。

  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五年内,要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为基本手段、以重点监管为补充、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是市场监管理念和方式的重大创新,对于规范市场执法行为,减少监管中的重复、烦苛和自由裁量权,增强对市场主体的威慑力,都具有重要作用。要把这一监管方式作为市场监管的基本工作机制,加快实现全覆盖。同时,对有投诉举报等情况的要进行重点或专项检查,对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并在面上存在严重风险隐患的要进行过筛式排查,但这些检查要规范程序,事先严格报批。推进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互联网+监管”,实现从职能部门“单打独斗”转变为综合监管、“智慧监管”,做到“一次检查、全面体检”,不能每个部门你查一遍我查一遍,让企业不堪重负。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信用监管是规范市场秩序的“金钥匙”。加快推进涉企信息归集共享,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让市场主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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